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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生鸡，用了激素和抗生素吗？ -
中科院院士："转基因争论"20年后看会是一场笑话本文作者 | 吴跃伟 樊雨轩
转基因名字让人恐慌，准确应叫分子杂交育种 “转基因这个名字，我不太喜欢。因为别人听了，什么是转基因啊，转个什么基因啊，老百姓听了就恐慌。”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就转基因问题，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准确地说，人们常说的转基因，是一种分子杂交，或分子杂交育种。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 他进一步解释说，传统的杂交育种是两个物种、品种进行杂交，引入成千上万个基因。而转基因，或叫分子杂交育种技术，唯一的不同是用一个基因去和另一物种或品种杂交，引入的是唯一一条基因，更精准高效。
7月初，全球100多位诺贝奖获得者联合发表公开信，支持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农作物，重申其安全可靠。这一活动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 朱作言是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成员，也是2016年最新一届委员会的成员。 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是农业部履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职能的技术咨询机构，由领域内专家出任，主要对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进行评价，并提出咨询意见。 “转基因争论20年后再看会是一场笑话”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100多位诺奖得主联合署名支持转基因技术和黄金大米这件事？中国科学家在转基因话题上有无一致声音？ 朱作言：你谈到中国科学家群体，显然中国科学家中不少人对这个问题是不理解的，甚至持怀疑态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科学家没有一致起来。 实际上，中国科学家有一部分人，比较知道转基因科学背景的人，比如说分子生物学界的人，是毫无疑问会支持的。 我们中国好像没有发声，不是没有发声，中国科学院发布过关于支持转基因的声明，专门发布过，院士们发表的，可以查得到，但是这个声明在社会上无声无息，就没什么影响。 澎湃新闻：您意思是说，很缺少那种引起大家关注、掀起大讨论的，知晓度很高的科学家？ 朱作言：对。说出来好像看不起自己，但中国科学家群体在社会上的影响，真正发挥的作用还是很有限。当然，国外科学家发挥的作用有多大，我也不太清楚，但100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签名，权威显然在。 澎湃新闻：我们在媒体上也能看到一些专家学者说转基因是安全的，但是老百姓好像不买账。 朱作言：专家越说，他越不买账。我看过相关的研究文章，一种社会人的心理，对主流的声音听不进去，越是非主流的声音，越是听得进去。 澎湃新闻：很少在媒体上看到公众表达自己对转基因食品、农作物的担忧，是不是老百姓表达出来，会更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朱作言：现在的问题是越做科普，疑虑越多。 澎湃新闻：那应该怎么做呢？ 朱作言：就是这个问题，科学对话需要再深刻地考虑一下了。 澎湃新闻：是不是科普的方式需要改变一下，带人到实验室亲自看一下？ 朱作言：看也不行，看不懂。 澎湃新闻：是不是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公众的态度会慢慢改变？ 朱作言：我个人的观点是，不管政府态度怎么样，反转的态度怎么样，我们不看现在，过20年后，回过头来看，这是一场笑话。 为什么？科学的发展就是这样。布鲁诺、哥白尼、伽利略，当时他们有人受到宗教的迫害，有人被烧死，现在看来，他们是被冤枉的，当时的愚昧造成的。 我们看近代一点的例子，四十年以前，那时候试管婴儿，第一个试管婴儿出来的时候，全世界舆论口诛笔伐。现在呢，试管婴儿有多少，据说通过试管婴儿出生的人口接近上千万。这也就几十年的事情。 转基因这个问题用不着这么久，我想，再过二十年回头来看这场争论，一场笑话！这就是科学和科学的进步，最后是不可阻挡的。 但是在一段时间内，它会受很多委屈，被暂时封杀。 美国90%以上大豆的种植是转基因，这封杀得了吗？让他们回过头种传统大豆？根本不可能。 “转基因这个名字我不太喜欢” 
►转基因黄金大米。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转基因这种技术？ 朱作言：转基因这个名字，我不太喜欢。因为别人听了，什么是转基因啊，转个什么基因啊，莫名其妙，说不清楚。 准确地说，人们理解的转基因、常说的转基因，应该是一种分子杂交，或分子杂交育种。 什么是分子杂交育种呢？ 原来培育作物品种过程中，杂交是应用非常广泛的。如袁隆平先生培育的杂交水稻，如同驴和马杂交后生出来的骡子。 一个物种和一个物种的杂交，是二者各自全套的基因的杂交、混合。转基因呢，也是杂交，但它不是全套基因的杂交，它只是一个物种的一个基因，和另一个物种的全套基因进行的杂交。 我把马的一个基因拿出来，放到驴子里边去，或者把驴子的一个基因，放到马里边去。这种杂交，是很精准地杂交，是目的性很明确的杂交，而且是在高技术基础上、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提下。 因为以前杂交糊里糊涂嘛，把精子和卵子放在一起，让不同的物种交配一下就行了。（澎湃新闻注：随后还要从大量产物中筛选，筛选出需要的品种） 现在我们不用做这种，因为这种传统的杂交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每个物种，它有它相对的优点，也有缺点。这个优点和缺点的基因都放在一起，就一起洗牌了，将来长成什么样，听天由命了。然后再去选好的（产物）。袁隆平不是一天到晚在那儿选择嘛，选择好的（产物）。 但现代科学发展不用这样，一个物种，比如野生稻，如果我知道这个野生稻里的一个基因是高产的，或者粒穗多啊，或者粒穗饱满啊等等，那我把这个基因拿出来，跟现在我们种的常规水稻杂交，结果呢，既保持了现在种植的常规水稻的生产优越性，又只改变了它一个原来的缺点，比如说产量不够高等。 这样就说得非常清楚，不是什么转基因。否则别人听了，转了个什么基因啊，搞得糊里糊涂，老百姓听了就恐慌。 再准确地阐述一遍就是：我把一个优良性状的基因拿出来，跟另外一个所需要的生产品种杂交，这就是分子杂交育种。 比如说，我把一个β-胡萝卜素基因拿出来，跟水稻杂交，让原本不具有这一基因的水稻，有了这一基因，这是分子杂交，一个基因和一个品种的杂交嘛。 如果我说转基因，跟老百姓说转胡萝卜基因，他就恐慌，也说不清楚。如果我说，β-胡萝卜素基因跟水稻杂交，跟籼什么品种的水稻杂交；说把一个抗虫蛋白的基因跟玉米杂交，这样玉米也抗虫了；或者说把一个作物抗旱的基因拿出来，与水稻杂交，这样来提高水稻的抗旱性，这样说，比较清楚一点。 质疑转基因食品长期安全的问题是“欲加之罪” 转基因食品普遍安全吗？ 这可能是“挺转”者和“反转”者争论最为胶着的一个问题。 尽管“挺转”者均称，转基因食品已通过安全性评价试验，但“反转”者依旧有疑问：人类现在食用的农作物已历数千年历史，而转基因食品不过才几十年，这么短的时间不足以检验出其是否绝对安全。 朱作言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观点应该是这样的，中国有专门的委员会监管一个食品或药品是不是安全的。包括转基因食品在内的所有的食品或药品，如果国家指定和授权的专门委员会、权威的机构，认定它是安全的，那么它就是安全的。不能这个人说安全，那个人说不安全，这个人说需要三年验证，那个人说需要十年，这是一个无解的争论。我们只能按照国家权威机构的认定。当然，其他人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朱作言取得了多项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成果，为鱼类基因育种奠定了理论基础，全球第一条转基因黄河鲤鱼也诞生在他带领的团队手中。但31年过去了，这条鱼还没有“游”出实验室，“游”上餐桌。而比该转基因鱼研发较晚的转基因三文鱼，已在美国批准上市。 朱作言谈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 
►转基因大米。 情形一：将一种食品的基因转入另一种食品 澎湃新闻：即使是吃了转基因食品，食品中转的那个基因，也不会对人体产生任何影响吗？ 朱作言：不能这么说，“转基因”这个词太泛了。 首先我们要看转什么基因。比如说黄金大米的基因，转的是维生素A前体类胡萝卜素的基因。 类胡萝卜素，实际上，人们从别的地方也吃得到，吃药也能摄入。维生素A嘛，对人体就没有影响。 把这样一个基因转到大米中去，大米本来不含类胡萝卜素，现在含了，像其他的胡萝卜一样，有了这种营养成分了，你说这有什么影响？ 澎湃新闻：你们研究的转基因鲤鱼呢？ 朱作言：我们做的那个（转基因）鲤鱼，说白了就是，把一个草鱼的生长基因跟鲤鱼杂交。 因为草鱼长得快嘛，就把草鱼长得快的基因拿出来，跟鲤鱼杂交，放到鲤鱼里边。如果说转基因，是转了这么一个基因。 草鱼嘛，人们天天在吃，鲤鱼，人们也天天在吃。这有什么问题呢？没有任何问题，或值得怀疑的地方。 这样说的话，即使再笨的人他也能理解。 但是“转基因”三个字，别人一听到，只知道是转基因进去，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澎湃新闻：这个鲤鱼的安全性评价实验也做了？ 朱作言：对，都做了。 澎湃新闻：就等着国家批了就可以上市？ 朱作言：还有很多程序，要一步步走，这不知道猴年马月的事情。 情形二：将非食物基因转入食物中 澎湃新闻：还有其他转基因情形吗？ 朱作言：转基因还有一种情形是，原来吃的食物里没有这种东西，现在转进去了，大家可能有一点担心。比如说抗虫蛋白，你转一个基因进去让水稻或者玉米抗虫。 Bt蛋白是一种抗虫蛋白，棉花上的铃虫吃进去后，它消化不了，肠道会胀起来，最终死掉。 这种基因转进水稻之后，就可以抗虫，少打农药。 但是疑问就来了，棉花可以，因为我们不吃棉花。但是水稻，我们是要吃的呀，这是不是安全？人们有担心。 澎湃新闻：人们这种担心有道理吗？ 朱作言：科学的实验证明，第一，人对这种蛋白没有反应。吃了之后，这种蛋白不会对人产生（副）作用；第二，转进去后，它在稻米中含量极少、极少、极少，非常微量。 微到什么程度呢？ 根据田间害虫的情况，可以使用农药，其中一种很有效的农药就是这种抗虫蛋白农药。农民们在田间喷洒的时候，天女散花一样，拼命洒，空气中都是。这时候，喷药的人接触的量，是稻米中的成千上万倍。 没有人担心这件事，也没有哪个人担心农民使用这个农药会对身体不好。但这个（转基因）水稻中有几百万分之一的含量，有人倒关心起来了。 当然有些人就讲，科学证明了“第一年、第二年我吃了没有（副）作用”，那第三年呢？ 这就有点儿胡搅蛮缠了。 澎湃新闻：为什们说是胡搅蛮缠？ 朱作言：现有的科学都证明没有问题了，你说未来有没有问题。 那我可以说，现在任何一种东西，比如说，开发出来的野菜啊，很多时髦的绿色的食品，比如说以前不吃的树叶啊、或者草啊，变成了新的市场产品。有谁做过实验？没有任何人做过实验。这反而被当做绿色食品来推广。 我也可以来问一下，“好，你今天吃了，没有（副）作用；那吃了两年以后，有没有（副）作用，对后代有没有（副）作用呢？”照样可以问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相当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转基因不是农业发展的唯一道路，但效果最好 朱作言表示，转基因技术只是整个农业育种技术的一个新的方法、新的发展，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育种方法，如传统的杂交、分子标记育种、选择育种等方法，“但目前这些方法已经发挥到极致了，或者说发展的空间比较有限。而‘转基因’——我说的‘分子杂交育种’，是目前科技含量最高的一个方法，效果也会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对于转基因食物是否应标识问题，朱作言持中立态度：“标不标，我觉得都行，我没有特别地支持哪种。标，我不反对。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老百姓不大清楚的时候，你说不能标，他越发怀疑，这显然有问题的。” 但他同时表示，从商业的角度，转基因标识会使成本相应增加。 “转基因不是农业发展的唯一道路” 澎湃新闻：为了增产、抗虫而培育转基因农作物品种，但生态农业是不是也能实现这些？转基因是不是非转不可？农业发展是不是只有转基因这一条路？ 朱作言：转基因不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唯一道路，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传统的，包括你讲的方法，在解决这些问题当中已经发挥得很充分了，也许还可以发挥，但是是有限的。 这就是为什么要尽快找到新的方法。 转基因是这些方法的补充或者说进一步发展，代表了育种技术发展的未来。转基因是这些方法的补充或者说进一步发展。 它是整个农业育种技术的一个新的方法、新的发展，它的目标就是要解决农业生产的品种问题。原来的杂交、分子标记育种、选择育种等等，都是为了解决品种的问题，为了改良品种。但是目前这些方法已经发挥到极致了，还可以有潜力，但潜力看起来是比较有限的。如果要进一步突破，必须用新的方法，转基因显然是其中一种。 随着科学的发展，未来可能出现比转基因更好、更科学的方法。 但就目前来讲，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进行育种，转基因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一个方法，它的效果也会是最好的一个方法。这是毫无疑问的。 澎湃新闻：您的意思是说，老百姓面对的还是一个多重的选择，不是必须种转基因、吃转基因？ 朱作言：包括生产者消费者也是这样。 但是现在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你知道，种田的人追求什么呢？他追求高效，追求高产，追求节约成本，追求省事，追求省力。农民种了转基因玉米之后，他不会再去种其它的玉米。因为它少用农药，少用除草剂，省事、产量又高。他们为什么要回过头再去种那些品种呢（澎湃新闻注：传统的玉米）？吃力不讨好。转基因大豆也是这样，美国种植的95%以上的大豆是转基因大豆。你要这些农场主再去种传统大豆，他们不会去种。 “百姓认不认转基因只能通过市场解决” 澎湃新闻：有的人希望自己有知情权和选择权，他的想法是，你说转基因安全，那你标识。我购买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 朱作言：对这个问题，我持中立态度。标不标，我觉得都行，我没有特别地支持哪种。 澎湃新闻：标，您也不反对？ 朱作言：我不反对。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老百姓不大清楚的时候，你说不能标，他越发怀疑，这显然有问题的。如果真的是光明正大地标出来，我不认为这有什么特别的不好。 现在美国是不标，他认为是增加成本。标识的确是增加很多成本。 可能我们看得很简单，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整个社会的成本会大大增加。 澎湃新闻：转基因食品是好的、安全的，我就一定得买账，一定得吃这个吗？有人说，自己情愿吃那个天然的，即使价格贵一些。 朱作言：我认为这个只能通过市场解决。 国家通过科学，阐明这个产品或品种是可用还是不可用。如果是可用，那么国家发通行证。将来这个品种有没有市场，靠消费者决定。 如果这个转基因品种，不好吃又卖得贵，政府即使规定每个人一天要吃一斤也不会有人听。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又便宜，又好吃，又安全，营养又好，他会慢慢接受。 还有种植者。市场分为两方面：一个是生产者，一个是消费者。生产者愿不愿意种？ 假如生产者种植后，发现这个东西省事，产量又高，抗风险能力又大，他大量种植，丰收了。但他的产品消费者不接受、卖不出去也不行，也不会继续种。 所以让转基因产品由市场决定。 但关键是国家的科学监管，敢控敢放，对严格科学论证通过的产品，国家要敢于发通行证。它的市场表现，不用国家担心，让时间来说话。 “国家要敢于批，也要最严格监管” 澎湃新闻：您是说，关键是国家要敢于发一个通行证，开一个口子，试水一下？ 朱作言：现在问题是，老百姓没有机会来选择，因为市场上没有这个产品。生产者没法选择，因为没有准入证，国家不让种植。 很难理解的是，转基因作物，比如转基因大豆，允许进口，允许吃，但不允许种植。这是奇怪的事情。 转基因新品种要进入生产的话，要经过国家批准。批准之前，如果乱种，就是违法。 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国家就是不批。已经科学地分析过，其安全性已经到了非常完备的情况下，也不批。 而且，美国已经种了，我们还不批，现在是这个问题。 并不是说，不要国家监管，一定要国家监管。我的观点是，一定要最严格地监管。同时，要对合格产品准入有所作为，其准入产品的前景由市场决定。 转基因鲤鱼，我们做得比别人早；转基因玉米，不能说比他们（国外研究者）早，但已经有品种了，政府就是不让上，没批准种植。 澎湃新闻：生物安全评价也做了吗，还不让种？ 朱作言：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感到困惑。 美国社会的反转压力也非常非常大，不比中国小。美国政府也考虑到社会民意，不是“今天科学家做出来，明天就批准了”，也拖了好长时间。社会民众对这些东西有议论。但拖了一段时间后，民众议论以后，它最后不管你怎么议论，它根据科学做出决策。 当然有一种谣言说，美国人不吃，这是完全误传。他们直接或间接吃了近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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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天就出笼！这样的“速成鸡”你敢吃吗？作者：顺联动力
昨晚，楼下老羊请鸡哥吃夜宵，吃着吃着，老羊对我提出了灵魂拷问：
超市的一只烤鸡售价二十多，点外卖时，一只炸鸡也只要二十多，虽然这些鸡比平时我们去菜市场卖的鸡个头都小，但也不至于便宜这么多吧，难道养鸡场的房租水电人工都不要钱的吗？
于是乎，关于超市的烤鸡为什么这么便宜这件事，鸡哥听说过有好几个版本：
版本一：“xx的鸡有6只翅膀！都是打了激素的，不然哪里有这么多鸡翅？”吃多了会性早熟，会长不高；
版本二：这些鸡是病鸡打了抗生素，趁还有一口气，悄悄拿出来卖的……
甚至在一些新闻中，我们常常看到有孩子因吃多了鸡肉而导致性早熟的报道。
很多家长们往往“谈鸡色变”，甚至有的妈妈还不让孩子吃鸡肉，每当想到鸡肉，往往联想到抗生素残留或激素超标。
那么，只有四十几天的“速成鸡”，真的能吃吗？这些鸡能长那么大，都是因为打了激素？
咱们今天好好为这些鸡“平反”。
超市卖的是什么鸡
这种鸡，只要30~45天就可以快速出笼，而且可以长得特别肥壮，它就是我们常说的“速成鸡”。
速成鸡的全名是“白羽快大型肉鸡”。这种鸡从一出生就在养殖厂里，一辈子都没有在田野里自由奔跑，甚至连太阳都见不到，而且从小也不吃蚯蚓和小虫，基本靠饲料长大。
一说到速成鸡，肯定就有人马上脑补出工业饲养、激素抗生素滥用、基因突变等问题。
速成鸡打激素吗
以前的鸡需要养半年才能出笼，而这种速成鸡只要一个多月，很多人怀疑肯定是用激素催熟了！
实际上，这种认知是错误的，之所以能快速出笼，完全归功于现代养殖厂的养殖技术。
以前人们饲养的大多都是成熟期较长的黄羽鸡，而现代养殖厂饲养的是白羽鸡，这种鸡是经过选育的而且生长速度本来就比较快。
一个多月就能出笼靠的是自然生长快+生产性能高+精心的饲养管理+精心培育，更重要的是速成鸡的胸肌、腿肉等主要食用部位都比较肥，很符合现代人的需求。
另外，给鸡打激素是个赔本买卖，因为激素不仅没有所谓的催熟功能，还会导致鸡大批量的死亡，而且激素是很贵的，用在速成鸡身上很不划算。
速成鸡打抗生素吗
不只是鸡，在动物养殖中，科学合理地使用抗生素可以预防动物生病，并且可以防止人吃了生病的动物肉而染病。
在正规养殖厂中，抗生素的使用是需要遵守严格的安全标准，量的使用和休药期都要根据鸡的状况。遵守标准的鸡，体内也不会有残留的抗生素，更不会对人体健康有威胁。一定意义上，给鸡使用抗生素还是为了保证食品安全。
但确实也有不法养殖厂存在滥用抗生素的现象，普通个人是无法分辨的，这需要中间购买的商家来去约束和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白羽鸡VS黄羽鸡
我们平常吃的肯德基、麦当劳所选用的鸡就是白羽鸡；我们平时购买的鸡腿、鸡翅、鸡胸肉等鸡肉分割品所用的鸡大多也是白羽鸡。
作为我国的主要肉鸡品种之一，白羽鸡约占我国肉鸡产量的50%。我国人均鸡肉消费量已从1984年的1.03公斤增长到2011年的9.05公斤。
目前我国年出栏约44亿只白羽鸡，约占我国肉鸡产量的50%。相当于我国总人口的三倍多。也就是说光是白羽鸡，就够我们每个人吃掉三只。
白羽鸡与黄羽鸡在养殖周期、产地、品种、价格、加工方向上都有巨大的不同， 为了更加清晰的展现两者的差异，我们用一个表格来具体呈现——
白羽鸡是中国目前产量最高的鸡种，曾经一度白羽肉鸡产量以年平均5%~6%的速度持续增长。但最近几年，白羽鸡因为生长速度快而被诟病，其生产规模的增长开始放缓。
事实上，白羽鸡的40天左右的速生是基因筛选的结果，并不是激素作用的结果，是由品种决定的。所谓“速生鸡”在国外早已有之，引进国内也有二十多年的时间。
黄羽鸡口感好，养殖天龄长，精细化养殖，但是价格稍高；白羽鸡生长快，价格低，口感和风味上相对弱于黄羽鸡。但无论是白羽鸡还是黄羽鸡，都有着各自的特点，适合于不同的烹饪手法与售卖渠道，本质上并无优劣高低之分。
人类养殖业经历了“野生动物的驯化、圈养、人工养殖、家庭式散养、规模化养殖”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其实已经形成了一套高标准的养殖规范，规模化的养殖通过建立完善的全程质量控制和食品安全监控体系可以保障产品品质和食品安全。
这是养殖业的一大进步，人人都能吃上安全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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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理事长沈建忠院士：重思人与动物和谐相处之道我们人类应该怎样去对待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如何去跟他们和谐相处？这些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联盟理事长沈建忠院士将跟大家聊一聊在同一个健康下，人与动物间的和谐相处之道。
01 人畜共患病
人兽共患病已经成为全球高度关注的极其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具体来讲，人兽共患病可以分为病毒性的、细菌性的以及寄生虫性的。病毒性的人兽共患病主要包括像SARS-Cov，MERS-Cov,埃博拉病毒，流感病毒和狂犬病病毒等。病毒可以通过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传播至人群，可引起人的疫情的爆发。
细菌性的人兽共患病主要包括鼠疫、布氏杆菌病、链球菌病和结核等病，也可以从动物传给人引起。
还有一种是寄生虫性的人兽共患病，主要包括像旋毛虫、绦虫、弓形虫等病原进入动物或动物源性产品，比方说肉类产品感染人，从而引起人腹泻、肝等脏器的病变以及流产等。
02 如何预防人兽共患病
面对上述这些人群共患病引起的公共卫生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以保护我们人类自身的健康呢？
首先我们有责任去守护好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平衡。
第二，防范动物源耐药菌危害人类健康。
重要关注：
1）耐药菌延食物链的传递
2）超级细菌的出现
3）减抗限抗行动的开展
必须要倡导全球包括医药、卫生、农业、环境、食品等领域的通力合作，共同应对，这也可能是目前解决人与动物以及环境协调发展的最佳出路。
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友情转载，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方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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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亿蜜蜂越冬神秘“消失”，诱因竟是它！讲述：吕陈生，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特聘教授。 如果说蜜蜂因为农药而消失了，那新烟碱类农药的广泛使用是否有导致人群暴露的风险？这个健康风险是否在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蜜蜂消失的启示 2022.1.9 北京 大家下午好，我叫吕陈生，来自西南大学，非常荣幸能接受一席的邀请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今天我要讲的是全世界蜜蜂为什么会消失的问题，以及蜜蜂消失对我们人类的启示。 蜜蜂小课堂 蜜蜂是蜜蜂科昆虫的统称，全世界大概有一千多种不同的蜜蜂。它们比我们人类更早来到地球，根据化石资料，3亿年前蜜蜂就存在了，现在分布最广的蜜蜂是意大利蜂。 
▲ 意大利蜂 我们中国有自己特有的蜜蜂，叫作中华蜂。 
▲ 中华蜂 一个蜂巢里有着非常复杂的生态环境，四五万只蜜蜂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有条不紊地生活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生物演化现象。 每个蜂巢里只有一只蜂王，蜂王身边有将近100只雄蜂，它们的工作就是跟蜂王交配，繁殖后代。剩下的成千上万只工蜂都是蜂王的女儿。 
▲ 加蓝点者为蜂王 蜜蜂有一个非常令人诧异的生态现象，在一个蜂巢里有妈妈、爸爸还有女儿，可是它们的生命周期都不一样。 一只健康的蜂王，在没有环境威胁的情况下可以活3到5年。雄蜂理论上也可以活这么久，但是这些男士的工作只是交配，胃口却特别大，它的女儿们担心储存的用来过冬的花粉和花蜜被它们吃光，所以会在冬天来临之前把雄蜂赶出蜂巢，让它们在自然界里自己死掉，所以它的寿命也就只有1年。 剩下的工蜂就更奇妙了。虽然它们都是姐妹，但是在春天、夏天还有初秋时出生的工蜂最多只能活30天左右，而在入冬之前孵育出来的工蜂，可以比它们的姐姐多活100天到120天。 蜜蜂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在它们的生物时钟快要停止的那一刹那，它们会主动飞到巢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因为如果它们不这么做的话，一个小小的蜂巢在短短三五个月里就会堆满它们的尸体。 除了蜜蜂之外，授粉昆虫还有蜻蜓、蝴蝶等等，但蜜蜂是唯一一种可以原地过冬的多年生授粉昆虫。 什么叫原地过冬呢？如果大家对自然界有兴趣的话，可能会知道有一种蝴蝶叫国王蝴蝶，每年冬天来临之前，在美国西岸的那几个州会有一个非常壮观的国王蝴蝶迁移现象。它们就不能原地过冬，冬天必须到南方比较温暖的地方去。 
▲ 国王蝴蝶 蜜蜂原地过冬是它们与人类共同演化的结果，在冬天结束时人类需要蜜蜂为粮食、水果等作物授粉。 那蜜蜂是怎样过冬的呢？蜜蜂过冬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进化结果。在秋天快结束时，蜜蜂就开始在巢内储存花粉和蜂蜜。当蜂巢外的温度低于15度时，蜜蜂就不再出巢，因为它无法承受低于15度的低温。 
当外面的温度开始降低时，所有的蜜蜂都会跑到蜂巢底部抱团取暖，结成一个洋葱一样的球。随着冬天一天天过去，这个蜂球就会从蜂巢下面慢慢往上移，等到它移到最上面时，冬天就结束了。 这是一个关于蜂巢过冬的研究，图片显示的是在冬天快要结束的2月25号下午五点钟，外面的温度是零下11度，蜂球中间的温度可以达到33度。也就是说，内外有44度的温度差异，这个温差是所有工蜂的贡献。 
▲ Owen, 1971 包裹在黑圈外围的就是工蜂，中间是蜂王。蜂王和她产的卵不能承受太低的温度，否则无法孵育出新的幼蜂，蜂群也就会崩溃。工蜂的工作就是通过做功保障蜂球里的温度，这要依靠工蜂完善的能量代谢，它们的能量代谢遭到一点点破坏都会影响到蜂巢的过冬情况。 所以冬天对蜂群的生存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只有过冬成功，来年春天到来时，活下来的工蜂和最重要的蜂王才能再次建立蜂巢。 蜜蜂消失之谜 2005年的冬天，一位养了40多年蜜蜂的美国职业养蜂者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过冬时，他养的几亿只蜜蜂都消失了。要注意是消失了，不是死亡了，消失跟死亡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不同的意义。他打电话给美国农业部，农业部派了很多专家到他的养蜂场调查。 
整个蜂巢的蜜蜂在冬天结束时都消失了，蜂巢里只剩下少数冻死的蜜蜂，这些蜂巢在冬天来临之前并没有任何疾病现象。空的蜂巢里还剩下很多蜂蜜和花粉，但是也没有其他蜜蜂来占为己有。 这些现象非常困扰他们，他们也从来没见过，所以他们给这个现象取了个名字，叫作Colony Collapse Disorder，简称CCD，我们翻译为“蜜蜂蜂群崩溃症候群”。 这种现象不只发生在美国，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所以2011年联合国发表了一篇报告，提醒全世界的人类必须要改变一些行为来拯救蜜蜂，因为它们对粮食生产非常重要。 有多重要呢？世界上1/3的高营养价值的农作物都需要蜜蜂授粉。 
如果没有了蜜蜂，我们就只能依靠人工授粉，这种现象在中国越来越普遍。但是，人工授粉永远不能取代蜜蜂授粉。 
那时有很多专家提出了自己对CCD成因的看法，他们认为可能是因为蜂巢频繁和长距离的移动，或者蜜蜂缺乏多样的食物，又或者是因为气候变化改变了植物开花的时间和周期，还有可能是因为农药的急性毒。 这些都非常可能造成蜜蜂死亡，但那时我认为这些都不是造成CCD的最主要原因，因为CCD跟这些因素造成的现象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蜜蜂因为缺乏营养物质和长距离的移动，或者是因为接触了农药的急性毒而死掉，你会在蜂巢里看到四五万只蜜蜂的尸体，但是CCD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蜂巢是空的。 那个时候我总结了三个问题：蜜蜂在冬天不应该离巢，为什么蜂巢会空？为什么CCD都发生在冬天？这些蜂巢在冬天来临之前并没有明显的疾病征兆，为什么过了一个冬天蜂巢就空了？ 喂蜜蜂吃农药 这三个问题大概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了三年时间，其实我本人并不是昆虫学家，在2009年之前我也从来没有做过蜜蜂实验。 那个时候我在哈佛大学工作，我的研究一直围绕着农药，研究农药对农夫健康的影响、农药的生态毒性问题、农药对一般老百姓的影响等等。 我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发现，在CCD出现和引起关注的过程中，我们正在开始使用一种现在我个人认为非常可怕的农药，叫作新烟碱类杀虫剂。那时候我就想，会不会是新烟碱类农药导致了CCD。 新烟碱类农药有8种不同的杀虫剂，其中一种叫噻虫胺。美国从2005年开始大量使用噻虫胺，2005年也是CCD开始的那一年。过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全美国只要有农业生产的地方都用到了噻虫胺，而且95%以上用在了玉米身上。 
为什么我会产生可能是新烟碱类农药导致了CCD这样疯狂的想法呢，原因就在这里。 
现在美国种的玉米90%以上都是转基因玉米，玉米种子不是过去的淡黄色，而是五颜六色的，因为上面粘了一层农药，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农药。 这些漂亮颜色的背后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当这些种子种在土里后，种子上的农药会非常神奇地跟着植物一起长，植物长多高农药就跟着到多高。 
这些转基因玉米很多都被拿去喂鸡、喂猪、喂牛，但还剩下很多，他们又开发出一种蒸馏技术，用玉米做糖水，叫做高果糖玉米糖浆，现在很多食品中使用的糖就是玉米糖浆。 蜂农一般会把蜂蜜刮下来拿到市场去卖，然后就用这些高果糖玉米糖浆来喂养蜜蜂。本来这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从2005年美国开始使用加了农药的种子后，问题发生了。 
我们就根据这个使用原理设立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现场实验。我们准备了5个白色的实验蜂箱，我们给其中4箱蜜蜂吃加了一点点不同剂量农药的玉米糖水，这有1箱是对照组，完全不给它吃任何农药。 跟我一起做这个实验的是两位非常有经验的养蜂人，除了喂糖水之外，我们没有做任何其他的人为干预，所有蜜蜂都可以自由进出。我们放蜂巢的地方没有农业活动，所以也就没有背景污染的暴露。 
我们把蜂巢在野外放了一年，在这12个月里，夏天的3个月我们每个礼拜给蜜蜂吃4公升糖水，有的加了农药，有的没有。我们的目的是要看看可不可以在这个实验蜂巢里复制CCD现象，当时没有人知道能不能成功，包括我自己在内，但有时候科学研究需要冒一些风险，也需要一点运气。 这个是正在吃一点点新烟碱类农药的蜂巢，现在还非常健康，这些蜜蜂正在大量地储存冬天要吃的蜂蜜，但同时正在享受我们给它吃的一点点农药。 
就是这个蜂巢，等到冬天结束的时候，变成了这样子，蜜蜂不见了。 
我刚讲过我们是在几乎没有其他人为干预的环境之下做的实验，我们成功地复制了CCD。 这个是没有吃农药的对照组蜂巢，它们成功地度过了寒冷的冬天。那一年冬天特别冷，特别长，到3月初地上还有一些积雪。 
这个是没有吃农药的蜂巢，但是蜜蜂生了病，所以死掉了。它们死掉的样子跟CCD的蜂巢完全不一样，可以看到很多蜜蜂的尸体。 
所以这个结果还有什么好疑问的呢？我发现了一个导致CCD的最可靠的原因。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么低的剂量下，每只蜜蜂每天0.14纳克的喂食过程中，这4个蜂箱里所有的蜜蜂都不见了。 
当时我们就赶快把这资料整理下来，结果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可怕的现象，叫作隔代毒性现象。 我们建立蜂巢实验的时候是从零开始的，我们把它定义为F0，也就是第一代。等蜂王生了很多蛋，建立出一个一般的蜂巢，大概有4万到5万只蜜蜂时，已经过了两代了。第4代、第5代、第6代这三代蜜蜂很荣幸，吃到了我们给它的一点点农药，但是这三代蜜蜂都没事。 
等发展到第7代时，我们把糖水拿走了，因为要让这个蜂巢自己开始准备过冬。真正发生问题的是第8代，这一代蜜蜂从来没有吃过带农药的糖水，但是这一代蜜蜂消失了，这个现象我们把它称为隔代毒性现象。也就是说，农药的毒性是从蜂王那里传递给它们的。 所以我们认为长时间的低剂量的农药暴露，很有可能改变了蜜蜂的能量代谢，而且这种改变会遗传给它们的后代，导致它们在冬天无法为蜂巢提供足够的热量。 那时候我认为这是我的职业生涯中贡献最大的研究，我对这篇文章报以很大的期望。结果这个文章写完投出去之后，我发现好像全世界的人都不希望知道蜜蜂为什么消失了，这个文章投不出去，被拒绝了一次又一次，我那时候就非常纳闷。 后来我请教了一个非常资深的教授，他建议我发到欧洲去，因为在美国有农药利益集团的影响。最后我们的论文发表在欧洲一个评分比较低的期刊，这篇论文是我发表过的分数最低的文章，但也是最后的贡献最大的文章。 那时候欧洲议会对欧盟国家蜜蜂消失的问题非常重视，他们召开了很多次会议，也邀请我去做了一次报告。我没有想到一篇在美国发不出去的文章，居然得到了欧洲议会的认可。当然参会的不只有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文章。 
在这之后，欧洲议会发表了一个报告，报告认为新烟碱类农药的使用是造成近年来蜂巢减少的主要原因，所以必须重新评估这一类农药的安全性。根据这两个结论，加上预防原则的要求，欧盟决定从2013年11月开始禁止使用三种最常用的新烟碱类农药两年。 在这两年中欧洲议会资助了一个调查，想看看限制新烟碱类农药使用是否会带来一些改变。 
▲ 欧洲蜂群死亡率调查（2012-2014） 下面是限制之前与之后的夏天蜂群的死亡率，它们之间没有太大差别。但是冬天差别就很大了，左上角是还没有禁止新烟碱类农药时蜜蜂过冬的死亡率，颜色越深的比例越高，深咖啡色这些国家有20%以上的死亡率。 
新烟碱类农药被禁止之后，只过了一年时间，这些蜜蜂死亡率曾经达到30%-40%的国家全部回归到15%-20%甚至更低的水平。这个损失率对一般的养蜂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我刚刚讲了过冬对它们来说本来就非常具有挑战性。 新烟碱类农药禁止之后，所有国家的蜜蜂损失率都回归到最低标准了，所以距离禁令发布刚过了一年，欧盟就决定这三类农药永远不能使用了。所以这篇文章就算发在Nature、Science可能也没啥用，发表在欧洲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人类的微量农药暴露 那个时候我们又开始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蜜蜂因为农药而消失了，那新烟碱类农药的广泛使用是否有导致人群暴露的风险？这个健康风险是否在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刚好那时浙江工业大学的张全老师在我的实验室做访问教授，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回国之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实验。 我们在杭州市找了58个6到12岁的小孩，邀请他们的家长参与这个实验。譬如王小强是他的孩子，今天准备给他吃一个苹果，我们就请家长买两个苹果，一个王小强吃掉了，剩下的那一个我们拿走去做分析检测，当然我们是付了钱的。 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收集到了很多蔬菜水果，我们发现每一种水果都至少含有一种新烟碱类农药，不管是苹果、香蕉，还是梨、草莓等等。有30%的水果含有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新烟碱类农药。 
▲ Lu et al. (2018) ES&T 52, 3175-3184 我们把杭州的数据跟美国的数据做了一个比较，跟美国全国调查的数据差异不大，杭州的苹果中农药浓度稍微高一点，但草莓里的浓度就稍微低一点。 美国的另外一个数据是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到美国国会食堂里采集的样品，美国的国会食堂号称提供高品质高质量的食物，很大一部分是有机蔬菜和水果，但是还是测得出一点点新烟碱类农药的残留。但是相对来讲，就比美国的平均浓度和杭州的浓度低很多。 蔬菜也是类似的检测结果，在杭州收到的蔬菜100%都含有至少一种新烟碱类农药，42%含有三种以上。 
▲ Lu et al. (2018) ES&T 52, 3175-3184 所以我们认为蔬菜水果里的新烟碱类农药是洗不掉的，我刚刚讲过植物长多高农药就会跟着到多高，它们已经长在这个植物里面了，农药已经在苹果里面了，花再长的时间洗都没有用。 这个是香菜的种子，大家如果以前见过香菜的种子会知道它肯定不是粉红色的，而是咖啡色或者卡其色的。但是现在上面包了衣，裹上了农药，所以种出来的香菜里应该都会有一些残留。 
如果我们都用这样的种子去种蔬菜和水果的话，那这些农药会不会进入土里呢？肯定会的，那掉在土里的这些农药会不会被冲刷到水里成为我们饮用水的一部分呢？ 所以我们在杭州又做了另外一个实验，我们找到杭州自来水的两个主要水源，一个是钱塘江，另外一个是东苕溪。 
我们从水源地取了水样，在这些水流进自来水处理厂之前，以及处理完之后，还有最后面流到居民家里的水龙头，我们都取了样。所以我们有4种样品，水源、处理之前、处理之后、水龙头。 我们发现96%的水龙头样品中含有一种新烟碱类农药，41%含有三种以上。东苕溪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附近有很多农业生产活动，所以溪流里的农药浓度非常高。杭州自来水的处理工艺相当好，它可以把农药的浓度降低很多，但还是没有办法100%去除，所以我们才会在96%的水样里都检测出了至少一种新烟碱类农药。 
▲ Lu et al. (2020) Environ. Pollut. 我们用数学统计的方式计算出了一个新烟碱类农药摄入量的风险评估模型。从中可以看到，在杭州吃蔬菜水果和喝水摄入的新烟碱类农药是低于国家设定的每日安全摄入量的，也就是说按照这个标准是安全的。但是如果跟我们的蜜蜂实验比较的话会发现，吃蔬菜水果的摄入量远远高于我们用在蜜蜂身上的最低剂量。 
所以问题就来了，到底是剂量决定毒性，还是长时间的低剂量毒性暴露的潜在风险更大？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个非常大的课题，希望这样的研究工作能够在国内扎根继续做下去，这也是我从美国回国工作的一个原因。 我们现在在重庆做的研究是把这些蜂巢拿到果园旁边，不做人为干预，不给它吃任何农药，就让这些蜜蜂在枇杷园、橙子园、葡萄园里授粉，然后我们观察它的存活情况。这些果园都是有用农药的，我们想看看可不可以在现场不干预的情况下复制喂食实验的结果。 
我们现在用线粒体DNA的损伤作为一个生物指标，线粒体负责细胞的能量代谢，蜜蜂在冬天因为产生的热量不足而死亡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线粒体被农药破坏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先期数据能够支撑这个结论。 
人类的线粒体与蜜蜂还有蚂蚁、蚯蚓、鸟类等等的线粒体几乎一模一样，而且都是母系遗传。我们想看看长时期的农药暴露是否会改变人的线粒体，以及这种改变是否会遗传。 另外，我们还想进一步做一个全面的调查，看看新烟碱类农药是否会破坏蚂蚁、蚯蚓、青蛙等等的线粒体，如果同样会的话，我们就需要考虑这种农药还是否可以继续使用。 保护蜜蜂，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19世纪时，欧洲很多地方在挖矿，每天矿坑里总有一两个人死掉，那时候的科学无法告诉他们矿坑里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因为一氧化碳的浓度过高。 那时的工人虽然不知道这个原因，但是慢慢地发现在这种情况下金丝雀也会死掉，所以他们每天下矿时都会提上一只装着金丝雀的鸟笼，如果发现金丝雀开始挣扎了，就赶快离开矿坑，这就是预防原则的精神。 
20世纪有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寂静的春天》，这本书直接影响了全世界的环保运动。这本书发表之后两年，美国成立了全世界第一个环保署，发表四年后美国开始关注濒危的国鸟白头老鹰。 
这本书描述了农药DDT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初我们只知道DDT是杀蚊虫的药，后来发现它还有其他的毒性，会干扰动物的内分泌。白头老鹰吃了富集了DDT的鱼之后，生出的蛋壳特别薄，一不小心就压破了，所以无法孵出新的幼鸟。春天来临，没有小鸟出生，一片安静，所以书名叫《寂静的春天》。美国发现了这个可怕的影响之后就把DDT禁用了，现在美国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白头老鹰了。 我现在对这本书的诠释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农药被禁，都是因为当初我们不知道的毒性。等到我们用了20年30年之后，这个毒性显现出来了，纸包不住火了，我们才只好把这个农药禁止使用。但是这个过程是20年、30年，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了。 在21世纪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亲眼目睹了蜂群崩溃症候群，我们现在也知道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看我们是否愿意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了。 
保护蜜蜂，就是保护我们自己。谢谢！
文章来源：一席YiXi（友情转载，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方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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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检出≠兽药超标，专家指出：应正确认识兽药残留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发布的其中一期食品核查处置通告显示，章丘实验XX中学食堂购进的一批生猪肉中被检出禁用兽药沙丁胺醇（“瘦肉精”的一种），其行为已经触犯刑法，当地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该消息一经发布便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动物性食品中检出兽药残留超标的情况屡见不鲜，还曾发生过多起出口畜禽产品兽药残留超标而被取消出口的事件。
兽药残留超标屡被曝光引发了消费者的恐慌，甚至有不少人直接把国产畜禽产品同瘦肉精等兽药画上了等号。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院长沈建忠等专家指明，我国确实是兽用化学制剂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但兽药检出率不等同于超标率，兽药只有超过限量标准才不安全，要正确认识兽药残留。
兽药残留不可避免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FAO/WHO）食品中兽药残留联合立法委员会曾给出兽药残留的定义：兽药残留是指动物产品的任何可食部分所含兽药的母体化合物及（或）其代谢物，以及与兽药有关的杂质。所以，兽药残留既包括原药，也包括药物在动物体内的代谢产物和兽药生产中所伴生的杂质。
沈建忠介绍，影响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化学性污染，包括兽药残留（包括允许使用和禁用品种）、农药残留（如有机磷、有机氯类农药）、霉菌毒素（如黄曲霉毒素）、环境污染物（如多氯联苯）等；二是生物性污染，包括细菌（如沙门氏菌、李氏杆菌）、病毒（如朊病毒、口蹄疫）、寄生虫（如旋毛虫）等。
“在欧美等国家，食品安全主要受生物性污染影响，而我国则主要受化学性污染影响，这是由不同的饮食习惯导致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目前食品安全最大的风险就是农药残留、兽药残留，这类“化学性风险”与腐烂变质等“生物性风险”不同，无法被消费者用感官来识别，也无法消除，一直是食药监管部门监管的重点。
“但不能简单地用兽药用量总量来衡量中国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残留情况。”沈建忠强调，目前我国生猪养殖规模约13亿头，在如此庞大的饲养量下，面临着东西部饲养条件差异较大的难题。“所以我国现阶段部分动物源性食品中出现兽药残留很正常。”
我国自2016年11月15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2015年版）》共收录兽药1634个品种，其中化学药品752个，中兽药751个，兽用生物制品131个。据中国动物保健品协会数据显示，2013年各类兽用化学制剂使用比例最高的是抗菌药物，使用量超过化学制剂总用量的70%，其次是抗寄生虫药物、消毒剂、水产药物等。
据农业部数据显示，我国2012年~2016年兽药残留超标样本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蜂产品，为57%，其次为鸡肉17%、猪肉13%、鸡蛋12%和牛奶1%。
据公开数据，我国兽药残留种类主要是喹诺酮类，氯霉素、硝基呋喃、硝基咪唑等禁用药物占有较高比例；欧盟兽药残留种类则主要为抗菌药物，磺胺和喹诺酮的比例较高。
兽药超标原因复杂
沈建忠介绍，造成兽药残留的原因多种多样，如兽药质量不合格或不稳定、改变用药对象、超剂量使用、改变给药途径、改变给药间隔和用药次数，以及使用禁药、淘汰药、人用药、原料药，随意配伍、不遵守休药期等。
兽药在动物源性食品中的残留具有四个特点：复杂性，兽药容易在肉、蛋、奶、心、肝、脾、肺、肾、脂肪、皮肤、毛发和尿液中残留；隐蔽性，难以通过感官判断，例如苏丹红和孔雀石绿；微量性，兽药残留一般在ppb水平（ppb是part per billion的缩写，即十亿分之一），这也是造成兽药残留难以检测的重要原因；蓄积性，可在动物和人体的特定靶器官进行蓄积，从而对人体造成危害。
一些抗菌药物如青霉素、磺胺类药物、四环素及某些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能使部分人群发生过敏反应或者急性中毒，更会导致细菌耐药性增加，沈建忠介绍了我国硫酸黏菌素被禁用的事例。
硫酸黏菌素是黏菌素的一种，属多粘菌素抗生素（polymyxin），于20世纪50年代被发现，但很快因毒副作用太大被停用，后来用于兽药，号称“抗生素的最后一道防线”。2016年，美国境内最新发现具有黏菌素抗性的“超级细菌”，其生命力很顽强，能够不断地扩散繁殖。对此，中国农业部迅速做出反应，发布2428号公告：自2017年4月30日起，硫酸黏菌素将不再允许作为促生长剂添加到饲料中使用。
我国兽药使用比例最高的当属抗菌药物。英国权威专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在发表的《全球抗菌药物耐药回顾》中指出，如果不控制抗菌素用量，到2050年，抗菌素耐药每年会导致1000万人死亡，可累计造成100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兽药检出不等于超标
“消费者对兽药残留的认识仍存在众多误区。”沈建忠强调，兽药检出率不等同于超标率，很多兽药有限量标准，只有超过限量标准才不安全，不要夸大兽药残留的危害。“另外，现在很多检测仪器一味地追求检测的灵敏度，但最关键的是定量限值，快速检测技术是兽药残留检测的未来发展方向。”
国家兽药残留基准实验室研究员徐士新介绍，国际上兽药残留安全限量标准主要以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制定的标准为主要依据，我国兽药残留限量标准主要参考CAC，少量参考美国和欧盟的标准。
2002年，农业部发布了235号公告，宣布制定了202种（类）兽药的最高残留限量标准，涉及马、牛、羊、猪、禽、蜂蜜、鱼、虾等动物，样品有组织（鸡肉、肝脏、肾脏、脂肪等）、牛奶、蜂蜜等，但是动物内脏、肉制品等没有限量标准。
沈建忠介绍，兽药残留限量标准（修订稿2017）涉及兽药290种，其中允许用于食品动物，不需要制定残留限量标准的兽药176种，允许用于食品动物，需要制定残留限量标准的兽药105种，共制定限量2087个；允许用于食品动物，但不得在动物性食品中检出的兽药9种（氯苯嗪、地西泮、地美硝唑、甲硝唑、潮霉素B、赛拉嗪、苯丙酸雌二醇、苯丙酸诺龙、丙酸睾酮）。
自1999年开始，农业部每年组织实施动物及动物产品兽药残留监控，年均抽检动物产品1.4万余批次，检测包括肉、蛋、奶等9种动物组织样品，检测的兽药共计24种（类）。检测结果显示，兽药残留超标率从1999年的1.43%降至2015年底的0.11%，2015年共检测畜禽及其产品兽药残留样品16462批次，合格率99.89%。而国家总局的风险监测数据也显示，2015年上半年动物制品的兽药残留合格率达到99.6%。
沈建忠建议，要从养殖源头、运输、屠宰、加工和贮藏等各环节全程监控；规范快速检测方法及产品验证、评估和抽检，加快标准体系建设；推动第三方实验室检测建设；增加科研资金投入，开展关键技术研究；加强食品安全科普宣传，帮助公众正确认识兽药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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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品中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增至2191项本网讯 日前，农业农村部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将于2020年4月1日起实施。此次发布的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规定了267种（类）兽药在畜禽产品、水产品、蜂产品中的2191项残留限量及使用要求，基本覆盖了我国常用兽药品种和主要食品动物及组织，标志着我国兽药残留标准体系建设进入新阶段。
据介绍，此次新发布的标准有三大亮点。一是涵盖兽药品种和限量数量大幅增加。与此前发布的农业部公告第235号《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相比，新标准规定的兽药品种增加76种、增幅39.8%，残留豁免品种增加66种、增幅75%，残留限量增加643项、增幅41.5%，基本解决了当前评价动物性食品“限量标准不全”的问题。二是标准要求与国际全面接轨。新发布的标准全面采用CAC和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最严标准，对农业部公告第235号涉及的残留标志物、日允许摄入量、残留限量值、使用要求等重要技术参数进行了全面修订，设定的残留限量值与CAC兽药残留限量值一致率达90%以上；对氧氟沙星等10多种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兽药品种予以淘汰或改变用途。三是标准制定更加科学严谨。本次标准制定中充分考虑了我国动物性食品生产、消费实际和现行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实施中的关键问题，遵照国际通行做法开展了相关风险评估，广泛征求了行业、专家、消费者、社会公众、相关机构的意见，并接受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评议。
据悉，新发布标准将代替农业部公告第235号中的相应部分。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按照科学规划、重点突破、循序推进的原则，不断加大兽药残留标准制修订力度，积极推进兽药残留标准体系建设，力争用3至5年时间，实现限量标准对所有批准使用兽药的全覆盖和所有允许使用食品动物及组织的全覆盖，基本实现检测方法标准对所有限量标准的全覆盖，为我国动物性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撑。
公司重视创新驱动，拥有一支学科门类齐全、专业基础扎实的研发团队。
天津市中升挑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公司集产、经、研为一体